2018年5月28日，人大史学讲堂第七十三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三层历史学院会议室举行。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历史系王宏杰副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西方的五代史研究”。讲座由历史学院副院长刘后滨教授主持，包伟民教授评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静、杨梅、邱靖嘉、张亦冰、周施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张京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耀飞等老师，中华书局孟庆媛编辑以及历史学院众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出席并认真听取了讲座。

报告人先以背景设定在五代的后梁和后唐时期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一影片引入，简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背景。随后，报告人回顾了五代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指出早期的五代史研究大都作为中国通史研究的一小部分，附属于唐史研究之下，研究大都仅对五代时期的历史情况进行简单叙述。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就已对五代十国时期有所关注；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十二卷，其中不仅叙述了五代时期的历史进程，并且专辟两节对五代史研究的可用文献和时下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1983年出版的《五代史话》是中国学界第一本全面介绍五代十国的情况的著作；近几十年来，五代史研究蓬勃发展，不仅涌现出了陶懋炳、郑学檬、张其凡、陈尚君、杜文玉、任爽等知名学者，还有数量众多的硕、博论文不断问世，五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的提升。

关于日本的五代史研究，报告人指出日本的五代史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研究也较为深入。报告人先是肯定了宫崎市定、日野开三郎、栗原益男、周藤吉之、西川正夫等老一辈学者的贡献，宫崎市定和日野开三郎两位学者在二战前曾做了很多的奠基性工作。日野开三郎曾于1980年-1996年出版其长达二十卷的《东洋史研究论集》，其中前六卷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五代史的，这些研究中有许多是基于二战前有限的文献材料而开展，十分不易。近年来，日本学界对五代史的关注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山崎觉士的《中国五代国家论》，其中探讨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国家天下观的转变，由之前的以中原政权为中心的向周围辐射的朝贡体制，转向五代十国时期的平等、对抗与相互交流的政权并立的格局，在观点上推陈出新，有不少创见。

之后，报告人重点介绍了西方五代史的研究情况。报告人指出，这里的“西方”主要指的是欧美地区，同时也包括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地用英语写作，能够与西方史学界进行良性互动的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关于研究分期的问题。西方早期的五代史研究较为简单，主要以简单叙述五代时期的情况为主，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而展开，进行了研究上的奠基工作。西方最早开始关注五代史是在19世纪末期，Bowra, E.C. The Liu Family, or Cant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一文主要以《新五代史》为基础，主要论及五代十国的政权在广州地区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以来，Yang Lien-sheng,Feng Hanji,Cheng Te-k’un等学者纷纷围绕这一时期的墓葬材料进行了相关讨论。报告人特别提到，伯克利大学的艾博华(Eberhard, wolfram)和薛爱华(Schafer, Edward H.)两位学者是西方五代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薛爱华(Schafer, Edward H.)曾组织编写《中古史学译丛》，其中保存了很多西方早期对中国正史的翻译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此后的60-90年代，西方的五代史研究开始走向沉寂，经历了孤独的三十年时期。在这期间，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在很长的时段里，一度成为在西方唯一一部关于五代十国的研究专著。其内容主要以883年黄巢撤出长安至947年后晋入侵中原两个时间节点，探讨了中国北方政权的演变，其基本延续了日野开三郎的观点，虽然以中国的北方视角来看待这一历史时期，但还是将其放置在了唐宋变革的脉络之下，是唐宋转型理论的在政治史观点上的延续。此外，Krompart, Robert. The Southern Restoration of T’ang: Counsel, Policy, and Parahistory in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Chiang–Huai Region, 887–945.是西方第一篇系统研究南唐政权的文章；Somers, Robert M. “The End of the T’a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part 1作为《剑桥中国史·隋唐卷》最后一章，是西方较早的比较全面地描述唐末到五代时期历史情况的研究成果。报告人特别提到，郝若贝(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一文以从唐到明的长的历史时段看待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社会、人口、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流变，重点论述了唐宋转型，进而在在西方引发了宋学热，在西方中国史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1990年以后二十年间，五代史的研究逐渐铺开，学者主要关注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问题，如：戴仁柱(Richard Davis),Fang Cheng-hua,Peter Lorge等人的研究。报告人特别提到，戴仁柱(Richard Davis)的《新五代史》的英文译著，这是西方比较完整地翻译中国正史地第三本著作，其翻译精当，西方相关的研究的引文大都出自于此，西方学界对此书评价很高。

近十年来，五代史研究在西方又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态势。《剑桥中国史·五代宋卷》的出版，标志着五代十国史在西方的真正勃兴；Peter Lorge也围绕南方的十国政权开展了相关研究。2009年召开的AAS的“五代”主题圆桌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传统的观点认为五代十国是一个黑暗、断裂的历史时期，而本书希望重新建构一种不同于欧阳修式的五代十国观，比较鲜明地提出了五代时期是发展的、延续的，希望将唐宋通过五代十国贯通起来，运用整体的视角看待这一历史时期，报告人认为这一把握是十分到位的。书中还提出，宋初带有非常鲜明的五代印记，统治者具有较为浓重的个人主义特质，直到宋真宗时期，统治中制度性的制约特色才逐渐生发出来，此后才真正开启了具有北宋特色的政治文化。

关于西方五代史研究的变化和特点，报告人认为，首先，是由中原视角到地方视角的转变。传统观念和既往研究多以北方视角来看待十国的历史，认为五代为正统，而十国仅是割据政权，二者存在高下之分。而近年的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了五代时期的北方移民南下后，对地方的政权建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试图以平等的视角看待五代与十国的关系，重建十国政权的价值与意义，如：Hugh Clar,Johannes L. Kurz等人的研究。这其中，南唐、闽和前、后蜀获得了较多关注。

其次，是新材料和新选题的出现。近年来的西方学者开始以文学、民族主义的观念等多重视角来考察五代十国的历史。如：Anna M. Shields围绕《花间集》所作的研究，史怀梅（Naomi Standen）探讨了五代时期的不同群体对“忠义”观念的选择和差异理解等。此外，笔记小说的翻译和墓志的出土，也为五代史研究扩展了新的材料。如：《太平广记》的英译本的出版，GlenDudbridge围绕王仁裕所撰笔记小说所作的研究等，这些工作都使西方对五代十国时期有了多维度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是微观史学的勃兴。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微观史学理论在西方的兴起，西方的史学研究更多地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向，表现出对小人物的关照，相应地，五代史的研究也具有如是特色。如：Glen Dudbridge,Richard Davis等学者的研究，都是以个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

第四，是在大历史的观照下看待唐宋转型。在微观史学理论兴起的同时，西方学者也将五代放置在唐宋转型的大背景关照之下，以贯通的眼光看待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如：Peter Lorge,谭凯(Nicolas Tackett)等学者的研究都采用了这样的视角。报告人特别提出，Hugh Clark, “Why Does Tang-Song Interregnum Matter?” part 1: Economy, part 2: Society and Culture, 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2017.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五代十国在唐宋转型期的历史意义，尤其强调了南方十国政权的价值，解释了其如何为此后宋政权的建立奠定基础的，值得关注。

讲座的最后，报告人针对西方五代十国研究的得与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西方的五代史研究的优点在于，其有着较为新颖的理论框架，在研究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的理论，并且在研究中体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就研究中的缺失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存在所掌握的材料范围有限、对材料的分析和解读不够充分以及对中国学者的新成果未能及时吸纳等问题。

在评议和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师生纷纷与报告人进行互动。包伟民教授针对当下西方学界对中国研究成果关注不足的问题，认为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领域开始逐渐赶超欧美学界，我们应当摆正格局，树立学术自信，客观看待中西方的研究差异。同时提出，近年来西方学界对五代史的关注可能源于西方对中国的整体性关注，应当考察五代史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相比是否有更为明显的增长，这样才能全面衡量西方学界对五代史是否有更多的重视。也表示由唐到宋不是跨越式的演进，五代在这期间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五代时期在解释宋代的制度渊源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而之前国内学界未能给予这一时期充分的重视，这可能与国内学术组织的设置有关，五代史研究一直未能成立独立的研究组织。同时，也肯定了研究中地方视角的重要性，应当关注地方在中央是如何被展现出来的。并且提出之后可以以专题而非断代的形式开展有关五代史的学术讨论，以更好地理解五代的意义。

刘后滨教授提出就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隋唐史较之以宋史研究似乎略显不足，这可能与部分前辈学者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敦煌学的研究中有关。对此，包伟民教授认为这是由于随着中国学界宋史研究的推进，以柯睿格(Edward Kracke) 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开始转变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开始打破对既有的敦煌学研究的成见，认识到了中国文明的近代意义，而隋唐时期仅作为中国文明发展中的荣耀与辉煌，在历史发展中结构上的意义并不十分明显，这些都引导了西方学界更多地关注宋代。刘后滨教授也表示相较于隋唐史而言，五代时期呈现出的面貌是较为特殊的，五代史研究的转热，可能也与五代时期本身的时代特殊性有关。

赵晶老师提出目前中国学者往往能够较为迅速地吸纳海外的研究成果，而海外学者对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似乎重视不够，西方许多的学术著作少引甚至不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海外的影响力问题。报告人认为这可能与中西双方学术规范与思维习惯的差异有关。包伟民教授认为这一方面是西方的文化傲慢以及中国学术规范自身存在问题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界学术出版物数量庞大，西方学者在参考时不知如何采择有关。赵晶老师认为就唐宋史领域来看，这可能与中国大陆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未见提出如：华南学派这样的能为西方学界所广泛接受的具有范式性意义的理论成果。刘后滨教授认为，目前国内的中古史研究存在对学术成果的总结和提炼不够充分的问题，未能形成可表述的概念和聚焦式的议题。赵晶老师认为这可能使由于西方学界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学术思想传承的特点，这使得其探讨的议题显得较为集中，而中国学界则拥有更为广泛的可供讨论的议题，因而很容易给人留下研究内容碎片化的印象。

赵晶老师进而提出，虽然华南学派在西方学界拥有一定的话语，但其影响力似乎仅限在明清以后，西方的唐宋五代史研究似乎并未受到华南学派问题意识的影响，没有更多地去关注诸如：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以及地方如何去构建自身认同这样的问题。对此，报告人认为华南学派主要着眼点在明清时段上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而在政治史和断代史的层面上的思考不多。

邱靖嘉老师认为如果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五代时期，应当将契丹的因素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当时的契丹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权，与五代和十国政权的关系密切，并且参与了五代时期的政局变动。看到契丹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特殊性，更多地关注它在五代政治动乱中的发挥的作用。报告人认可山崎觉士提出的放大五代的视角，认为五代史研究应当不仅局限于北方的中原政权，而应在宏观的视域下关注所有位于中国版图之上的如：琉球、东北、云南等地的政权，摒除以往的以中原政权为中心的天下观。

王静老师提出应当如何看待如：围绕王仁裕所撰笔记小说开展的具有文学性的研究的问题。报告人认为这类研究更为偏重文学史，虽然文笔优美，但历史性的材料运用不足，应该将其放置在更为具体的如：思想史历史背景之下来进行探讨。

最后，学者就此后如何进一步推进五代史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希望今后能够成立相关的五代史研究学会，开展以五代史研究为主题的工作坊和研讨会，扩大五代史研究的影响力，也为中西方学界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提供更好的平台。

 【记录人：曹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