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赶超欧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个话题，在那个受制于人的苦难时代，从早期思想启蒙家到维新志士及民主革命先驱，均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呐喊，并驾齐驱、迎头赶上进而建立世界第一强国等理想与憧憬，表现了中国人追求进步的坚定信念，同时成为引导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  近代中国 赶超欧美 思想历程
《人文杂志》，2016年第3期
《新华文摘》，2016年第12期
 
所谓赶超欧美，其实就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晚清以降，中国国势日渐衰弱，昔日强盛富庶的光环已经不再。仅仅贫穷也就罢了，国人早已习惯过苦日子了，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但是，受人欺凌，任人宰割，今天一个城下之盟，明天一个不平等条约，国家领土资源、民族荣誉尊严，几乎丧失殆尽。面对一个官无作为、民无奈何的全面衰世，曾经拥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历史记忆的中国士大夫及其时代精英，不同程度、不同视角先后提出了赶超西方的设想。当前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主要围绕近代先哲赶超意识的思路及轨迹，进而探寻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思考与理想期盼。
 
一
 
落后国家能否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近代中国以学人为主导的语境当然亦不例外。悲观主义的言说不能说没有，但乐观主义始终占据优势。外力压迫下催生的洋务运动，使清代经济、社会与文化发生了些许新的变动，造成了“同治中兴”。王朝中兴，使不少人看到了希望与前途。一种快速摆脱受人凌辱进而实现国家富强的思潮悄然出现，主张通过修建铁路、振兴商务、开发矿山资源等方式发展民族资本，解决国家财政困窘及民生凋敝等现实问题。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传统社会变革的初步方案及设想。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大多数人都充满信心。早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明确指出：“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夐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1]也就是说，中国如果顺应时代潮流，变革政治，实现国家富强并非难事。郑观应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2]无论是“夐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还是“并吞四海无难”，都是一种自信的表示。也就是说，中国只要实行变革，中国不但可以摆脱外患，而且完全可以实现国家富强。
早期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外的主要差异是服饰、语言及风俗，在追求物质进步与社会发展方面，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同的。西方主要国家在经历政治变革与产业革命之后逐渐趋于富强发达，不过是开风气之先罢了。政治变革与发展产业并非西方的秘籍与专利，一旦中国按照此发展轨迹来自我更新，中国不但可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与其并驾齐驱，而且能够驾乎其上，即超越西方，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如薛福成说：“又安知百数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3]王韬说：“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4]冯桂芬进而系统阐述了中国超越西方的路径，他说：“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优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5]通读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论著，不难发现，他们思想深处浓厚的中华文化意识与现实危机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给其造成的严重冲击。但是，不论怎么，他们在中国社会面临危机的时代环境下，没有气馁，没有丧失信心，坚信中国必有振兴之日。因此，他们明确提出了中国发展进步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具体来说，在一百年之内，中国赶上并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学习西方、并驾齐驱、超越西方三个阶段。这一时间表与路线图的提出，极大鼓舞了近代中国人的士气，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近代著名思想家、维新运动的主将康有为面对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认真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并对之充满信心。在康有为看来，同治初年的自强运动，使中国社会由乱到治，“此中国图治第一机会也”。[6]光绪初年，“宫廷赫然求治，士风大变”，“此中兴第二机会也”。[7]据此，康有为看到了中国变革的希望。他认为，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变革，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民众富裕，社会进步与繁荣。这个时间表设定为20年或30年，分别以3年、10年、20年为期，渐次推进，最终完成。他说：“三年而规模成，十年而本末举，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三十年而道化成矣。于是雪祖宗之愤耻，恢华夏之声教，存圣伦于将泯，维王教于渐坠，威乎威乎，千载一时也。”[8]又说：“尤望妙选仁贤，及深通治术之士，与论讲道，讲求变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9]这些言论发表或成型于1888年之前，表明此时的康有为对中国改革的预期目标与发展时序的考虑乐观而谨慎。
十年之后，也就是1898年维新运动前后，康有为不大满足自己先前设定的时间表，认为30年太保守，20年也太慢，最终提出了事后看来颇为激进的“十年规划”。他说：“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南收海岛以迫波斯、印度，北收西伯利以临回部强俄，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10]“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11]“三年而规模起，六年而人才成，政治立，十年而霸”。[12]从30年到20年再到10年，康有为的时间表越来越短，以至于认为中国富强指日可待，类似“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中国之强，指日可待也”、“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致也”的言论不绝如缕，随处可见。康有为之所以屡屡缩短与调整其中国富强的时间表，一方面表现了其乐观心理，反映了当时变革者急于摆脱困境而一举成功的迫切心境；另一方面，康有为试图通过变法若成功中国即富强的逻辑关系不断为当政者洗脑，树立与坚定其变法信念。实际上，康有为那种中国富强指日可待的想法，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与社会文明发展转型的自身规律有悖。变法改革的艰巨性及其所遇到的困难，康有为的预估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其变法的失败。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人，同样对中国走向富强充满信心，也有其中国实行富强的时间表。与康有为相比较，他们的时间表相对来说更客观，更实际。梁启超认为，西方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如果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学习西方，数十年之后，也可以与西方一样强大，一百年后获得全面振兴。他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13]著名学者夏曾佑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中国只要顺应时代潮流，一百年后，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他说：“一世而后，环地球而不共推中国为盟主者，吾不信也”。[14]学贯中西的严复，熟悉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认为从民智、民德、民力几个方面来看，中国走向全面振兴面临诸多困难，多少表现出悲观失望。悲观失望之余，严复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发展与演变中，也看到中国振兴的希望。他指出，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全面进步，多则200多年，少则50余年。中国如果发奋图强，也应该大有作为。他说：“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不奋发也耶！”[15]严复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间表，但他“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主张，无疑是中国走向富强发达的思想路线图。
 
二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改良思潮逐渐消歇。随后，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势力异军突起，一度成为引领中国走向富强的主导力量。孙中山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面大旗，率先喊出“振兴中国”的口号，建立民国，走向共和。孙中山一生遭遇种种挫折，但他振兴中国的志向却矢志不移，愈挫愈坚。中华民国刚一建立，孙中山就提出了十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宏伟设想。他说：“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16]随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的演讲及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屡次讲到这个问题。孙中山认为，振兴中国的前提条件是学习欧美的长处，但不能永远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目标是迎头赶上，并驾齐驱。他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这种学法好比是军事家的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我们现在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17]孙中山在此分别用了并驾齐驱、迎头赶上、后来居上几个词语，表明了他对中国走向富强的自信与实现路径。孙中山还乐观的表示，只要中国实现统一，建立强大的政府，上下共同努力，人人奋发图强，凭借其悠久历史、民族文化与智慧、众多的人口、丰富的矿藏，中国不但可以赶上西方强国，而且完全可以超过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过五大强国，以后德、俄恢复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强国，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18]所谓“头一个地位”的提法比较含蓄，说白了就是世界老大。此言出自90年前的1924年，以中国当时的实力与地位，孙中山还不具备鲜明提出“中国梦”的底气，但核心内容已经呼之欲出了。
中国要在世界诸强中居于“头一个地位”，就必须实现全面超越，不但经济上要超过西方，而且政治上也要比西方进步，“驾乎欧美之上”甚至“驾乎各国之上”，才是最终目标。对此，孙中山发表了一系列足以振奋人心的言论，以此昭示世界，黾勉国民。他说：“我们拿欧美以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又说：“我以后对于民权主义，还要再讲两次，便把这个问题，在中国求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能解决，中国便要步欧美的后尘，如果能够解决，中国便可以驾乎欧美之上。”孙中山进而指出：“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 [19]充满激情与信念的孙中山，以其动人的演说，给中国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美丽蓝图。不幸的是，一年之后，孙中山因病去世，其思想变成一种精神遗产。孙中山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发表《中国文明何时可与欧美并驾齐驱》一文，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比较系统阐述了中国赶超西方的问题。吴景超指出，中西文化接触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妄自夸大，自卑蔑视。两种态度均失之过偏：第一种偏在妄自尊大，第二种偏在妄自菲薄。特别是第二种态度过于悲观，认为中国未来毫无希望，“中国的物质文明固不堪问，精神文明也是一塌糊涂。中国什么事都比人不上，都相形见绌。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只有长吁短叹，觉得现在固然落后，将来也无希望可言”。[20]对此，吴景超不能认同，进而提出第三种态度，即“自觉的态度”，或“努力的态度”。何谓“自觉的态度”？吴景超指出：“简言之，便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如人，何以不如人。我们对于那些批评中国文化，以为不如欧美的人，抱有相当的同情，但决不因此而生悲观。在不生悲观这一点上，便是颓废者与自觉者分道的地方。”吴景超经过研究发现，中国人之所以不要悲观，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足够的依据。从人类学来看，大量数据表明，“中国人的智慧不在欧美人之下”，尽管有人说低于欧美，也有人说高于欧美，“但持中之论，是说我们与他们，在智力上不相上下”，“智力上既不让人，那么文化上即使暂时落后，也不足为虑”。[21]从历史学来看，“我们有历史的观念”。吴景超说：“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一百万年，我们如拿一百万年来做背景，那么一二百年真是极短的一个时期。欧美的文化超过中国的文化，不过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退回二百年去，中国人并没有十分不如人的地方；再过一二百年，中国也许事事可以与他人颉颃，这全视我们努力如何了。”在吴景超看来，中国人如果努力实干，发奋图强，也许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他说 ：“这儿我说努力一二百年，中国也许可以与欧美并驾齐驱，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也许还不须一二百年”。基于此，吴景超坚信，经过中国一代一代的不懈努力与奋斗，中国可以在几十年最多一百年的时间内与欧美并驾齐驱。他说：“我们应看清楚中国的文化，在那数点上不如欧美诸强国，同时我们应该牢记，西洋人在文化上，所以有此灿烂的成就，全在他们国民过去一百余年的努力，便是我们所应取法的。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缺点，同时又深信这种缺点是可矫正的。有这种信仰，便可生出改造文化，创造文化的力量。青年人如都有这种力量，近则数十年，远则百余年，中国的文明便可与欧美并驾齐驱。”[22]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吴景超在描绘中国追赶欧美的时间表与路线图上，表现得比较理性与客观。
作为国民党与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许多方面接受了孙中山的精神遗产。对于孙中山“迎头赶上”、“并驾齐驱”及“驾乎欧美之上”等宏大设想，蒋介石主要接纳了前两个，对超越欧美表示沉默。即使屡屡讲述迎头赶上、并驾齐驱，也大多是复述孙中山的原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发挥与进一步阐述。比如，蒋介石说：“我们现在要改造一个新的社会，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要能迎头赶上，与列强并驾齐驱，我以为不是专在物质与技术上讲求即可作到，而一定要先在精神和人格上确立基础，才能够成功！”[23]蒋介石指出：“我们现在要提高国家的地位，巩固独立基础，一定先要提高我们国民的道德，精神上有了立国的基础，然后迎头赶上，而辅以现代科学的智能，那我们建国的工作，就可一日千里的进步，我们中华民国亦就可以永远确保自由独立在世界之上了”。[24]蒋介石经常运用“迎头赶上”去劝勉与鼓励部属、士兵、民众，多少具有警示与鞭策作用。
 
三
 
赶超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近代志士仁人的一种憧憬与期望，激励与焕发着振兴中国的精神动力。但是，如何赶上，怎样超过，近代先驱们曾经有过种种构想与尝试。
近代历史上，为了救亡图存，先后出现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方案，但毕竟都属于救国方案。救国方案重点强调挽救国家危亡，确保国家主权，但与赶上或超过欧美发达国家还不完全一样。要实现赶超目标，不但需要一个时间表与路线图，而且需要一种理论支撑与制度文化保障。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看法。
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具备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即可避免走先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与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对此，论者分别从理论与历史等层面做了分析与阐述。康有为说：“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泰西变法至迟也，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已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30年而治艺已成。……则吾之治效三年而成，尤可捷疾也”。[25]孙中山在回答别人的质疑时指出：“中国今日，后起当胜于前。不能尽依法、美现行之政策以为中国将来之政策，其流弊甚多，中国自当鉴之，以驾乎其上”。[26]时论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落后的民族，不但能够赶到先进的民族，而且能够赶过了他们。可不是吗？苏联在十几年之中，走了英国百年以上所走的路。为什么独中国不能呢？”[27]论者指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民族，对于先进的民族，不但能够迎头赶上，而且可以后来居上。因为历史的阶段虽然不能超越，却可由人为的努力缩短其过程。”[28]作者以西方工业革命的进程为例，英国与法国曾经是先进，德国与苏联为后起，然而今日德国与苏联的工业成绩，不但赶上了英国与法国，而且大有超过之势头。
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没有根本差异，只是发展阶段有先后之分。中西文化与文明之间有差异，有冲突，但分别是两种不同文明的代表。中国文化是传统文明高度发达的代表，西方文化是近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代表。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不是内容的对抗，只不过是时间的差异，先后的不同。梁启超在与严复探讨中西文化时已经明确洞察到这一问题。他说：“故救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29]梁漱溟在其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将世界文化分成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模式，重点强调三者的差异。胡适对此不予认同，指出梁漱溟的分法过于绝对，因为文化均是人所创造的，“人脑的构造，无论在东在西，决不能因不同种而有这样的大差异”，“这都不过是时间上，空间上的一种程度的差异。梁先生太热心寻求简单公式了，所以把这种历史上程度的差异，认作民族生活根本不同方向的特征，这已是大错了。”[30]胡适进一步指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31]既然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没有根本差异，那么，中国走向现代化自然是必然趋势，只是先后而已。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朱家骅也持同样观点。他说：“文化与文明，就‘范围’论，有大小的不同；就序列论，有先后的差别。可是二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中西文化或则冲突激荡，或则相因相成，就未来的趋势看，中西文化溶洽成为一个更崇尚而优美的新的文化体系，也是极自然的事。”[32]强调中西文化没有根本的冲突，中西文化只是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一观点的提出与确立，为中国近代赶超西方破除了思想障碍与文化桎梏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的历史地位、地理环境、文化积淀是中国赶超西方的现实基础和精神源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强盛时期，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发达，在传统世界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以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为代表的中国思想自成谱系，世代传承，塑造出中国人强大的内心世界。加上中国优异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物产、众多的人口等等。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及例证在近代文献中随处可见，在此不作赘述。特别举出几个与本论题有联系的资料做一说明。孙中山是提出赶超欧美的论者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之所以可以赶超西方，中国历史的几多辉煌是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他说：“至于中国古时在世界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33]孙中山对中国古代历史地位的看法是否全面、客观，自当别论，但孙中山通过弘扬中国古代历史来鼓励与鞭策民众振兴中国的良苦用心还是值得肯定的。孙中山指出，中华民族要想复兴，“要想恢复到那样的地位，除了恢复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欧美的长处，我们还是要退后”。[34]时论指出：“历史绝对不曾偏袒任何民族，我们的祖先也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几千年前欧洲人民羡慕我们，比我们现在羡慕欧洲还要厉害。没有一个生理学派或心理学家，敢说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低于任何民族。地理也绝对未曾辜负过中华民族，我们有着广袤的幅员，有着温和的气候，德国法国的所谓‘大陆’，比我们固瞠乎其后，即世界最富的美国，我们也与之并驾齐驱，略无愧色。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最优秀的民族，建设一个第一等的国家呢？”[35]中国既然具备得天独厚的各种优势，就不应该悲天悯人，消极无为，而应因势利导，自我振作。中国的振兴与重新崛起为期不远，迟早成为现实。
后发优势、民族智慧及辉煌记忆成为中国赶超欧美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近代先哲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具体的赶超方案。
从头做起与埋头苦干。这是中国迎头赶上或赶超欧美的基本态度与方法。长期以来，面对中西之间巨大的差异，高谈主义与文化，口号与标语充斥报章，不喜欢从头做起，认为从头做起，缓不济急，缺乏兴趣与刺激。有论者对之做了批评，强调要迎头赶上，必须要从头做起。时论指出：“我以为迎头赶上，还是要从头做起。那就是说，必须迅速地，用加一倍或几倍的工夫，从头做起，将应做的都做完，然后追到别人，然后超过别人，那才是真正迎头赶上。当然，这不是说，凡是人家，或别人的成绩，我们都必须不问巨细，不问轻重，一一都加以研究或参考，这是拘泥的从头做起，将永远赶不上人家。我们在从头做起时，自然有抉择的自由与必要。”[36]迎头赶上虽然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不从头做起却会使其快速发展缺乏根基；从头做起必须有选择与突破，否则永远不可能迎头赶上。有论者指出：“个人认为学习科学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或则提高社会的文化标准，或则提高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不是学时髦，出风头。要迎头赶上别人非得脚踏实地地从根本上去追赶别人不可。我的意思并非要放弃最新科学的研习，从两三百年前的西洋科学起步，永远跟在人家后面走。我想，一个学科学的人或是一个学术机关或教育机关某部门的主持人应该多为人民设想设想，脚踏实地为中国的科学建设前途而努力。”[37]这里虽然讨论的是科学研究如何迎头赶上，但其从头做起与脚踏实地的做法却是一以贯之的。
学习日本，以其作为中国赶超欧美的示范。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亚洲一个弱小国家，经过明治维新而一跃成为发达国家，跻身列强行列。日本成功赶超欧美给国人重大启示，于是学习日本变法自强成为一种共识。 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将康有为认为日本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与参考。康有为指出：“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睹前车之覆至险可鉴。若采法其成效，治强又至易也。”[38]康有为举例说：“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虽国势不同，民俗少异，有不可尽用者，则斟酌补苴，弥缝救正，亦何难焉。”[39]康有为快速赶超欧美的灵感大多来自日本的启示。孙中山更是将日本作为中国的榜样，要求国人以日本为鉴，向日本学习。他说：“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所以这十年中，便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如果我们醒了，像日本人一样，大家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一齐消灭。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列强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强国。”[40]蒋介石对此也深信不疑，他多次在演讲中诵读孙中山这段话，并对之做进一步阐释。他说：“这段话是说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列强之一，我们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过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日本一样的十个列强的力量那样大了！大家要知道；这是完全凭着事实与数目字来说明的，决不是泛泛的理想空论，而是实实在在可以做得到的。要知‘事在人为’与‘双手万能’的原理，我们大家如果共同一致，努力奋进，我相信总理遗教，必可由我们手里，在此十年之内实现，决非难事。”[41]蒋介石坚信，“我们中国人只要大家照总理这一段遗教发奋努力，我相信只要十年工夫，一定可以恢复固有的地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国！”[42]
当然方法与手段不仅仅限于这些，近代国人在赶超欧美的共识之下，无论党派与团体，社会与个人，每一个爱国志士在各自领域的辛勤耕耘与付出，其实都是为中国振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在努力。
 
四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代中国是一个呈现出复杂面向的多元化时代。即使一种认同度极高的理论与主张，也或多或少地引发质疑与批评。要求中国与欧美并驾齐驱、主张中国要“迎头赶上”的期待与憧憬，自然也不例外。
康有为认为中国只要推动变法，中国之富强即指日可待。被其反对者讥笑，认为康有为快速赶超欧美的言论是“喜为新论”，属于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实现。[43]晚清名士陈宝暄认为，康有为未免把政治变革看得太容易了。他说：“今长素甫得志，遽谓以君权变天下法，三年有成效，亦言之太易也。”[44]孙中山去世后，其三民主义被国民党奉为意识形态与最高经典，“迎头赶上”成为官方口号。对此，鲁迅对之有严厉批评，他将三民主义比喻为“现代中国圣经”，把“迎头赶上”称之为圣经系统下的子经“迎头经”。鲁迅说：“中国现代圣经——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传》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说不行！”[45]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前途呈现一线曙光，学界热烈讨论“迎头赶上”这一话题。具体讨论中关于中国科学率先赶超欧美的话题特别引人注目，大多数学者对此充满期待。对此，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文章，提出质疑。他认为，期待与现实是两回事，问题不在要不要，而在能不能。他说：“当世贤达动喜引用国父的‘迎头赶上’一语。他们常说：我们要迎头赶上欧美各先进国的科学成就。‘要’——谁都知道‘要’，问题不在‘要’不‘要’，而在‘能不能’，及‘如何而后能’。只是‘要’，则秦皇汉武都曾要过长生，结果还不是一杯黄土送其终身？盖科学的真精神，在拟具一步步可行的办法，以达到所‘要’的目的。假定不从这方面努力，一切的‘要’徒然是不切实际的空谈。”[46]华罗庚指出，牛车永远赶不上汽车，只有飞机才能赶上并超过汽车。他举例说：“自己坐了牛车，而说我们要‘迎头赶上’汽车，这在谁都知道是个笑话。我们如果想赶上汽车，必须有较汽车更速的工具才行。假如我们有了飞机，则岂但可以赶上就是追过也非难事。我们不妨坦白些说：若干人所说的迎头赶上，实际上和坐了牛车想赶汽车相仿佛。因此每次努力之后，仍旧又一次望尘莫及。”[47]无数次的期待与憧憬最好都化为失望与泡影。之所以如此，在华罗庚看来，关键是缺乏“利器”。所谓“利器”，即机构。“机构朽腐，不灵活，无效率，不健全，而欲求合正轨的突飞猛进，有如缘木求鱼，其心态日拙是显然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求保现在的距离恐也不可得，更遑论‘赶上’？”[48]面对时局，华罗庚对中国科学迎头赶上欧美表现出更多的悲观与无奈。著名作家沈从文认为，中国读书人与其他任何人相比较都要天真。天真的表现，不但是自己喜欢说大话，而且也喜欢当政者发表豪言壮语。“譬如国家积弱数十年，努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希望的”。这是客观而理性的态度。但是，“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老实人下台，继任者自然要吸取教训，本来需要十年实现的，便说至多需要三年，话说得既得体，语气与用词又漂亮。这样，读书人很受鼓舞，执政者得到认可与拥护，众人皆大欢喜。至于计划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三年能否实现，均不是人们所关心的了，一切依然按照固有惯性运行。[49]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一直是其未竟之业。近代先贤前驱的赶超意识与理想蓝图，不论是多么幼稚与虚幻，却给处于贫穷与屈辱的民众带来希望与憧憬。不论成败，不畏挫折，振兴中国，民族复兴始终是近代的主旋律与最强音，激励与鞭策着一代又一代自强不息的探索者与奋斗者。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在屈辱面前俯首称臣，没有在苦难面前自甘堕落，志士仁人赶超西方、迎头赶上以至于与其并驾齐驱的设计及信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精神动力与思想催化。当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前驱先贤功不可没。